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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aiyun體育 “艱險我奮進,困乏我多情”

從左至右:金耀基校長、盧桂珍博士、錢穆先生、李約瑟教授及馬琳校長于1979年在新亞書院錢斌思學術文化講座上。

清晨,窗外的雨聲沙沙作響,給人一種難得的寧靜,甚至是一種美好的幻覺。對于夏天總是干燥炎熱的北京來說,一場夏雨帶來的美好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。它是真實的,不是幻覺。然而,在這半年多來被新冠疫情打亂的家庭、國家、世界大事的背景下,很難說人們能夠真正感受到內心的平靜與安寧。

其實人生與時代總是注定會遭遇“無常”與“災禍”。“愿一生平安”的初衷,誕生于和平難以實現的社會與時代。世間的寧靜,只在一己之心,只在古今中外你我之精神。有時悠長,有時短暫,甚至如“蛙跳古池”般,一瞬即逝。正如現在,看到一場及時的夏雨,又如對一份工作或精神追求的執著,都能讓人忘卻煩惱。

最近幾天,我在為中華書局校對一本書,這是一本收錄了我爺爺錢穆(彬思)在1948年至1957年間寫給徐復觀的原信——《錢彬思致徐復觀書信》。這些信被逐一閱讀、解讀,輸入電腦。由于原手寫信基本上只署名月??日,有的只署名日,所以后來根據部分保存下來的信封郵戳,更重要的是根據內容,對信進行排序,判斷對錯,并按年月日排列。當時是一字一句的還原,就像一磚一瓦、一幢幢房屋的修繕一樣。如今,手稿的校樣全部出來了,就像一條縱橫交錯的小巷,城頭初現雛形。我把整封信核對一遍,一字一句地讀,有種“親眼看見字跡”的感覺,又有“如飲清涼泉水”的感覺。雖然這封信寫下至今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,但重新審視其內容,許多內容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和濃厚的教育意義。

十年書信,是錢先生一生中最動蕩、最和平的時期,信中最常見的內容,是有關創辦新亞書院,擴大教育教學,一是要出任院長;二是要維持和發展《民主評論》雜志,因為徐先生是主編。

對于錢先生來說,徐復觀先生和唐君毅先生與他一樣,都是流亡港臺的同道,深切關心和努力保護祖國的傳統文化。正如徐復觀所說:

“我一天沒有錢,頭上沒有屋頂,也沒有地方卸行李。我答應在一個沒有親人的地方繼續中國文化的生活。我處于震驚和困惑的狀態。該團體的創建類似于乞丐團體或托缽僧的創建,但沒有宗教旗幟可以依靠和呼吁支持。”(徐復觀,《焦慮的文化——慶祝錢彬斯先生誕辰》,1954年)

錢先生寫給許先生的手信,滿是真摯誠懇的情意,信中可以看到新亞創辦初期的艱難困苦,維持自辦刊物《民主評論》的曲折,學校行政的復雜性,刻苦讀書的艱辛,學風的浮躁與學術理想的執著相結合,構成了一幅“艱苦使我奮進,艱辛使我感悟”的特殊歷史畫卷,這十個字,出自錢先生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歌詞,是新亞書院的真實寫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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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亞雜志創刊號

1984年,我隨父親一家到香港為祖父慶賀九十歲生日,與祖父母及新亞師生一同參觀(他們正在重游)新亞書院的“亞洲文商夜校”及“桂林街時期”。該校早期校舍建于1919年,老同學告訴我們家人們,錢先生白天在這里授課,晚上學生走后,就把桌椅拼湊起來,作為臨時的床鋪。第二天,天剛亮,他們就趕緊卷起被褥,把課桌放回原位,開始新一天的上課。他們在既提供教學又提供住宿的桂林街校舍里住了五六年。這就是“一日不敷出,一椽子不支”的由來。

祖父孤身一人,行色匆匆,做許多艱難的事,心力交瘁,經常胃病纏身。余英時先生回憶道:

“有一年暑假,香港酷熱難耐,他又得了嚴重的胃潰瘍,獨自躺在空教室的地上休養。我去看他,心里很為他難過。我問他:有什么事嗎?他說想看王陽明的散文集。我就到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本。我回來時,他仍躺在教室的地上,仿佛新亞書院已完全空無一人。”(余英時,《猶記風吹魚上水——紀念錢斌四先生》,1990)

學者對世事的關懷,是他雖歷經艱辛,卻不忘激情與勤奮。爺爺信中經常提到的那些話,無一不是“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”和“艱苦奮斗”的寫照。爺爺對創業之難、“事態之復雜”,尤其是研究所繁雜事務與安靜讀書研究之間的兩難境地的感嘆,在信中被反復提及,幾乎貫穿始終。摘錄幾段如下:

新亞并非毫無成就,有許多學生進步很大,潛力很大。我雖然為此犧牲了不少精力,但三年來,始終沒有認真學習過,恐怕存貨賣光了,學校就沒落了,我對此感到遺憾。但礙于目前的情況,我無法獨自規劃學業,也不知道從何下手。我只希望情況好轉,好為將來的生活作些安排。”(1952)

(寫《論語新解》) 可惜當時人事紛擾,不能專心致志,閑來無事,只能寫一兩句,有疏漏之處在所難免。(1953)

這虛偽的名聲只是靠努力工作得來的。(1955年)

自從搬進新家以來,我感覺很好,但還是像以前一樣忙碌。……除了工作,我還被迫寫文章云開·全站apply體育官方平臺,沒有閑暇時間沉浸在閱讀中。我該怎么辦?我該怎么辦?我感到非常難過。(1956)

1954年8月,在我爺爺六十大壽的前夕,臺灣的徐復觀在《民主評論》上發起了一篇專刊,為錢先生祝壽。錢先生在回信中說:

我這一生過得憂愁苦悶,記憶里全是凄涼。我六十年,也不過是凄涼的六十年。至于事業,我只寫過幾本書。不多。朋友夸我太多,怕不認識我的人批評我。所以我今年六十歲了,真的沒什么好感。我也不是太虛偽。

草稿一定要精彩,但又怕寫得太賣力,辜負了。雖然一時不能讀,但心里卻感到慚愧。聽人說人太好,真是令人害怕,尤其在這個世道不順的時代。至于學術的對與錯,不是能用言語爭辯的,只能心平氣和地放下。幾十年后,下一代人會來決定。(錢斌思給徐復觀的信,1954年8月27日)

這封《六十歲感悟》珠璣滿天,蒼勁深邃,字字雋永,正應了《中庸》“君子之道,日漸晦澀,日漸明朗”的寓意。信中說“余生憂患”,前途光明,余生漫長;說到“凄涼”,其實滿載著堅強的信念與毅力。正是憑著上述的拼搏與堅韌的精神,才逐漸收獲了香港新亞書院的成立與發展。六十歲以后,他還寫了一系列著作,包括《莊老通編》、《論語新解》、《朱熹新學》、《中國史學》,是錢學森的重要著作。學術本來就是“為自己”,他獨善其身,與古人打交道,延續千年傳統與文化脈絡。正因為自信,他才能在別人批評面前“淡然處之”。“幾十年后”,他的書仍被廣泛閱讀和討論,或許是偶然。學而不厭,教而不倦,艱難困苦,奮發向上,苦中作樂。這與“天下皆美,五千年光明”的歷史文化信仰分不開。

在上述余英時先生的悼念文章的最后說道:

“錢先生雖然走了,但他真正的精神、真正的生命并沒有離開這個世界云開·全站apply體育官方平臺,而是繼續存在于無數與他有過接觸的人的生命中,其中也包括像我這樣的普通人。”

我想說,不僅是那些和他有過接觸的人,還有那些讀過他的書、追隨過他的精神世界的人,在這個漫長的陰雨夏日里,讀著他的一封封信,讓人的心境漸漸明亮起來,開闊起來。我覺得,當下的困境,人類面臨的病毒疾病的威脅,社會面臨的生產、交流的紊亂,都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無數激流險灘和曲折中的一個?盡管它可能是其中比較湍急險惡的一個。在對的時間、對的形勢下,不妨向前輩學習,堅定信心,保持平和心態,保持樂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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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往桂林街的校車還在路上,師生、祖孫三代人合唱的新亞校歌的旋律還在我耳邊回響,我也會把新亞校歌的歌詞錄下來作為本文的結尾。

山多巖石,海深不可測,

大地廣闊而厚重,天空高遠而明亮,

人的尊嚴是人的內心的精神。

寬廣的心胸顯出博大的胸懷,長久的品格顯出長久的發展。

保重,保重,這就是我的新亞洲精神。

上下萬里,風光秀麗,

從古至今五千年,萬物光明。

億萬神裔,

東海有圣人,西海有圣人,南海有圣人,北海有圣人。

保重,保重,這就是我的新亞洲精神。

兩手空空,一無所有,路途漫長而無盡,

在混亂和徘徊中,我的身體饑餓,心靈疲憊。

遇到困難我奮進,遇到磨難我感傷。

雙肩挑起重擔,抓住青春機遇,團隊前行。

保重,保重kaiyun體育登錄網頁入口,這就是我的新亞洲精神。

2020年7月9日 長春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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